当今世界，风云变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震蕩异常，先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随后又是欧元危机，引起人们对华尓街的普遍忿怒和指责, 后来的占领华尓街运动也在情理之中。奇怪的是美国左翼民众反映冷淡，倒是美国右翼民众以茶党为首反映强烈，活动频繁，其主题是：要求政府出台政策保护普通百姓，避免其被金融投机商人损害，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欧洲。

左翼民众运动衰弱的原因多多，其中之一恐怕是意识形态的尙失。过去几代人的意识形态基本上充满着右翼自由主义观点。左派观点无论从现实和理论上都处于劣势，民主社会日趋强盛，日益完善。这种一枝独秀的理论状态并非健康，正如经济活力在于竞争一样，意识形态中的辩论，智力碰撞也十分必要。特别是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之际，自由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中产阶级日趋减少，其利益遭受侵害。我们更有必要反思原因所在，后果如何。

民主潮流

卡尔 马克思曾经一再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一种政治观点如果不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它就成不了气候。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是当前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采用和认同的政治观点，那是因为它适合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如果其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社会意识形态也将产生变化，正如意识形态的改变也会导致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一样。几乎所有能够左右人类历史300年以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只有宗教，唯一的例外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而今影响力最广泛的市俗意识当属自由主义，它的核心思想是来自于17世纪欧洲第一次商业革命和随后的工业革命中而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注：中产阶级是指其收入处于社会中间层次的阶层，他们至少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具有自己的不动产或者拥有自己的产业）

根据自由主义经典思想家，如：洛克 Locke,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米尔 Mill所述自由主义者主张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来自于政府对其公民个人权力的保护，政府权力同时还受到相关法律的限制和监督。其中最基本的权力之一就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不被侵犯。英国1688－89年的光荣革命是现代自由主义形成的关键，因为它以宪法的形式明确规定没有纳税人的同意，政府无权纳税和增税。

开始，自由主义思潮中并没有太多民主成分。英国辉格党（Whigs)人1689年制定的宪法只是有利于英国当时最富有财产拥有人群，当时的国会也只是代表了不到百分之十的民众。许多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包括米尔自己都非常怀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他们主张政治参与者必须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拥有不动产，这些人才是具有责任感的社会中坚份子。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期欧洲所有国家对参与选举和被选举的公民还有财产拥有和教育程度的限制。1828年美国总统安德鲁 杰克逊在选举中废除了对投票人的财产限制，但也只有白人才能投票。尽管如此，这也是现代民主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欧洲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政治权力的要求和工业劳动阶级的倔起导致产生了马克思主义。1848年共产主义宣言出版，同年革命几乎遍及整个欧洲国家，但拯救了大英联合王国。开启了一个多世纪的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之争战。前者主张放弃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实现各取所需的＂真正＂民主。后者主张建立在法制之上的政治参与制度，法律保护个人权利，其中包括财产拥有权。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会很快地壮大，成为社会的大多数，主导社会发展，因此，共产主义也必将会在全世界赢得胜利。19世纪末期，随着投票权的普及，各国政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纷纷改变自己的竞选策略，放弃保守的传统自由主义。同时，工人阶级的增长和参政也遭遇到许多非民主的限制，成而使得许多共产主义者，甚至社会主义者也放弃了民主方式，走暴力革命直接夺取政权之路。

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左派思潮盛行，即政府掌控基础经济，以保证财富分配的公平性。许多工业先进国家纷纷效彷，甚至于有些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如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在他1942年出版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体制》中也写到：由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自私自利地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要战胜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被认为是目前代表了社会大多数人们利益的社会制度。

意识形态方面的大论战一直延续了二十世纪近百年，甚至于超过政治和军事层面，然而社会的变化却大大出忽马克思主义者的意料。首先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准迅速提高，许多工人家庭或者他们的后代收入进入了中产阶级水平。其次，二十世纪后期，工业制造业劳动工人数量增长相对趋缓，服务行业就业人数迅速增加，社会经济歩入＂后工业时代＂。再者，一个更加贫困或者更末开化的社会群体拥现，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劳动工人阶级之下。这些人包括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少数族裔、新近移民以及妇女，同性恋者，残疾人等社会团体。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原来的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团体也成为了国家利益集团，他们的联盟积极参与政治，以求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先进的工业发达国家，人口流动性强，经济上类似的社会阶级不那么容易统一在一个政治观点之下。1914年，第二共产国际看到大多数劳动工人阶级放弃阶级斗争，与保守的政治团体联盟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也只能绝望地发出最后叹息。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试图分析和解释这一事实，英国哲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 1925－1995，法国出生的英国哲学，社会学者）称之为“错误地址理论”：＂正如什叶派极端穆斯林份子递送一封天使加佰利要给阿里的信，结果错送给了默哈默徳，（导致教派分裂）。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人的主观意识或者历史之精神推导出一个愚蠢

的错误结论。本来是用于唤醒阶级斗争觉悟的理论，结果由于‘地址错误' ，反尔引发了民族斗争。盖尔纳指出现代中东地区宗教的作用与民族主义相似，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强使得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情感上的阶级意识淡薄。正如欧洲的民族主义意识是十九世纪末期由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群为主导，伊斯兰主义也是由当代中东地区的城市化运动而兴起。因此，马克思的思想也从未被他所期望的阶级接受和采用。

马克思坚信资产拥有者的资产阶级，我们称之为的中产阶级，在社会发展中始终是极少数。但结果却是许多发达国家中这部分人成为了大多数，而他们又提出了社会主义要求。从亚里斯多德时代开始，许多思想家们相信稳定地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中产阶级众多的社会基础之上，而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越容易产生寡头政治体制或者群众革命。在中产阶级社会形成而产生的现代发达国家中，马克思主义消声灭迹。世界上只有那些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和地区，马克思主义教旨左派掌握权力大行其道，例如：拉丁美洲中某些国家，尼伯尔和印度东部贫穷地区。

政治学家亨亭顿（Samuel Huntington)称之为的全球民主化＂第三次浪潮＂起始于1970年代的欧洲南部，直到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形成高潮，世界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从70年代的45个增加到90年代的120多个。经济的迅速发展催生了众多中产阶级，例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土耳其等。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奈姆（Moises Naim)所说：这些中产阶级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自己的房产、与外部世界联系密切。他们掌握的现代技术要求自己政府更多地开放。因此说那些在突尼斯和埃及煽动阿拉伯革命的年轻人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毫不奇怪，他们向往得到更体面的工作并有政治参与的热望，但现行的专制政府限制了他们的欲望。

中产阶级原则上并不是必须要求民主制度，如大多数民众一样，他们只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在中国和泰国，许多中产阶级惧怕贫穷民众要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从而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便与权威当局结成联盟以求自保。在此种情形下，中产阶级的民主愿望并非必须，但是一旦时局有变，社会中产阶级就会变得焦躁不安。

较坏的转变吗？

当今世界对自由民主基本原则的合法性达到了共识。用经济学家阿马雅.森（Amartya Sen)的话说：＂民主制度还没有被普遍釆用时，人们对它的认识不足，各国政府釆用方法不一。＂只有那些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大多数民众已达到中产阶级水准，才广泛地接受民主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相对发达的国家，其民主制度较稳定。

现代国家中，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以伊斯兰理念治国，拒绝自由民主制度。它们的生存在于国家有着十分丰富的石油资源，否则也是穷途末路，改朝换代了。原以为第三次民主浪潮中，这些国家会属于例外，然而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运动说明阿拉伯民众也象东欧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样不满意政府的专制独裁，开始向往变革。当然，突尼斯、埃及或利比亚等国的民主进程不会那么一帆风顺，一蹴而成。但它至少说明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只适合于欧美文化的民众。

当今世界上挑战自由民主制度的唯一例外是中国，它在政治上威权，在经济上却是实行有限市场化政策。中国有着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体制，官僚政府机制完善，效率强。高效，完善和复杂的集权式运行机制加上苏联式计划经济在发展生产方面成就惊人，成绩辉煌。坦率直言，中国近几年在宏观经济方面，政策灵活、决断高效、增长率大大高于美国。当然使得许多人对中国的体制产生了好感，不单单是它的经济奇迹，主要是对它的决策方法简单、快捷，特别对于一些巨大、复杂的经济项目行之有效。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政府在这些方面决策迟缓、反复无常、左顾右盼，长期决尔不断，效率低下，经常错失良机。尤其是几年前中国成功地躲避了全球化金融危机，更使得中国政府自豪地宣传“中国模式”优越于自由民主体制。

但是中国模式在东亚以外的地区很难成功，更难以成为自由民主体制的转形。首先，它取决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国官僚体制历史悠久，科举考试选拔治政精英的传统，高度重视教育以及尊重技术人材的社会习惯，使得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效彷。新加坡和早期的南韩由于中国文化背景相同，其发展模式相似。近来，中国政府自己都怀疑其模式的普遍性，所以西方人提出了＂北京共识＂，而非中国唯一。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这种模式发展的可持续性。无论是以出口推动经济的发展模式，还是从上到下的决策模式能否长期保持良好结果。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放开公开议政。去年夏天高速列车的颠覆事故后，铁道部门并没有认真讨论其原因，是否与快速轻率地决策方法或者其背后掩盖的行为有关。

最后中国还面临巨大的道德脆弱性，中国政府没有办法使官僚们尊敬公民的基本尊严。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爆发暴力抗征土地的群发事件、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官员贪污腐败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上述事情也同步漫延，这将会使得经济仃滞，政府为此要付出更大的待价去弥补过失，平息民怨。经济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加大，更使得共产党原本的执政理论抛弃殆尽，原有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不再有效，上下思想混乱，民众不知所措。

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一直受人质疑。中国政府解释道：由于文化的关系，中国的老百姓偏好乐善好施，经济发达，政治专制。而不愿意接受社会不稳定的自由民主体制。因此，中国的中产阶级与其他国家的不尽相同。世界上也有一些集权国家政府效法中国的执政方法，但成功甚少，收效甚微。

民主之未来

当今世界，经济繁荣、社会变化，这与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和谐发展有着广泛的关联性。此时此刻，又没有相对立的社会意识形态伴随。再此一时，有些经济危机和社会趋势可能会既威胁当代自由民主社会的稳定性，又可能会使得人们放弃民主意识形态。

著名的社会学家莫尔（Barrington Moore)曾经坦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鳥托邦是因为成熟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中产阶级社会，而不是劳动无产阶级社会。但是，如果随着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削弱了中产阶级，使之成为社会的少数公民，那结果会怎样呢？

这种社会趋势之苗头已经涌现出来，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比例基本未变。由于社会经济的仃滞不前，美国的房屋拥有家庭越来越多要由夫妻双方都参加工作来才能承担分期付款。经济学家拿见（Raghuram Rajan)直言不讳的说：为了使美国人获得财富重新分配，过去的几十年中，政府釆用了非常危险和毫无效率的低收入房屋信贷补贴政策。加上从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廉价商品造成了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假像。直到2008年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才使人民惊醒。当前，美国人民也许可以享受便宜的手机，廉价的服装和脸书网站，但住房、医疗保险和舒适的养老金却絲毫没有改善。

更有些敏感地学者，如：风险资本专家丢尔（Peter Thiel) 经济学家科文（Tyler Cowen) 等对于目前技术革新风起云涌导致智慧超群和受到良好教育之士收入明显增加，社会收入比例不均衡，贫富差距加大等，更是忧心仲仲。在1974年美国百分之一的富裕家庭只掌控了百分之九个GDP的财富，到2007年这个数据增加至百分之23.5。

贸易和税收政策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然而造成这种状态的真正原因是技术革新。在工业革命初期，即纺织、煤炭、钢铁、和内燃机时代技术革新所带来的财富总是给社会就业增加好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自然规律。今天我们生活在企业管理学家佐波夫(Shoshana Zuboff)称之为“聪明机器”的时代，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逐步替代人的功能。在＂硅谷＂基本上没有普通熟练工作岗位，这种现象也还有普及和加强之势。

作为人之智慧和个性的差别，不平等自然存在。但是当今科技时代，技术加大了这种差距。十九世纪农业社会，数学能力并不能直接转变为资本。而今天的金融天才和软件工程师们利用其掌握的数学知识，直接控制了大部分国家财富。

另一个威胁中产阶级收入的因素是经济全球化。随着运输和通讯费用下降，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发达国家的许多工作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使得自己国家的中产阶级的人数下降。在资本最大化的经济模式指导下，许多工作不可避免地外包。

聪明的观点和政策有时可以避免危险。德国政府成功地保护了本国制造业工业劳动力的工作职位，保留了许多有全球化竞争能力的公司。另一方面，美国和英国则乐于接受一些后工业时代的服务性经济产业 如金融、证券业。自由贸易则变得更加实用主义，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制裁中国的贸易，报复中国政府控制货币处于低价以加大出口竞争力。而中国政府则指责美国施行贸易保护主义。知识经济正在被世界认同，而平庸、危险的制造业不可避免地被创造性和趣味性工作替代，而后者的工作人员需要更高学历。去工业化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事实，它给社会带来种种好处的同时也会使社会收入差距加大、参与金融，高科技的人数稀少、从社会传播媒体和政治参予中获益的人群也只在少数。

The Absent Left（左派的消失）

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后，给人们留下许多困惑，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民众中右派活动频繁，而左派则消声弱迹。例如：美国的茶党虽然口头宣称反对精英治政，但是他们选举的保守派议员大多很热心地为金融和企业界的精英们服务。其原因在于：“参与机会均等但结果末必一样”的信念深入民众心髄，以及社会文化信念：如人工坠胎，枪支拥有权等等都超过对经济的关心。

当代社会的左派民众大多已经"堕落"为现实主义，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的知识水平在提高。几十年来那些左派民众综合分析和经历了社会结构和经济水平的变化，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国家，使得他们深感对中产阶级社会保护的现实意义。

左派思潮的主流思想坦率的讲无论是框架性概念还是鼓动性的宣传都已经遭到人们唾弃。马克思主义早已消亡，少数顽固分子也如秋后蚂蚱，行将就木。研究机构中的左派理论纷纷转化成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和其他支离破碎的理论，而且大都只是文化的范畴，非经济领域。后现代主义开始是否认任何权威控制历史和社会的可能性,同时也削弱了公民社会中以多胜少的权威性，这些公众认为社会精英背叛了自己。多元文化主义反映了当今社会对非主流文化的忽视和偏见。要使社会上如此复杂的各个派别联合起来形成统一阵营几乎不可能，那些体力劳动者或者低中收入阶层的社会公民大多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是使当今社会局促不安的因素之一。

无论左派的宣传在理论上如何貌似公正，它们最大的问题是尚失了可信度。在过去的二代人中主流左派已经与社会民主体制融为一体，特别之处在于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功能，例如：养老体制、健保系统和教育体制。福利型国家体制模式的弊病已经为人熟悉，它形成了一个厐大的官僚政府体制，机构冗余，臃肿。这种体制通常是各个部门操纵许多社会性组织来工作。尤其重要的是：在经济发达国家，随着人口老化，政府的财政支出日益加大，赤字增加，经济负担难以承受。因此，当社会民主派政党上台后，他们会放弃这种福利社会的政策和那些蛊惑人心的宣传，一切照旧。

意识形态的未来

不难想象，当前靠几个知识浅薄，投机取巧的文化流氓不可能研究出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来指导华盛顿政府的经济决策。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声势浩大的形势下，要美国政府改行贸易保护政策也是切不可行。许多方面，里根-莎切尔政策热度末减，开放市埸、自由竞争、经济全球化、贸易网络化等等还是为人们所热衷。照此下去所产生的巨大财富会在发展中国家催生大量的中产阶级，唤醒人们的民主意识。同时在发达国家，由于技术有些突破性发展，可能在增加生产力的同时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以拯救中产阶级。

过去的三十年，人们对自己的经验和感受越来越依赖，对理论越来越怀疑。引起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基本原因的确多多，美国社会财富集中之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正如经济学家约翰逊（Simon Johnson)断言：财政部门已经动用其两院以外的游说团体为政策的制订和改变铺垫前期道路。学校的运气越来越好，其中的学生倒是越来越差。社会精英总是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挤身政界，以权谋私，结党营私。缺乏民主的国家中是这样，美国社会也不例外。

  在发达国家中，一旦中产阶级仍然保持自身的魅力，未来几十年变化不会很大，依然是小政府，大社会，市场自由。否则的话，世事难料、前途未卜。我们依然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