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初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包围战略出现一个微妙变化：以炒作“新疆棉”事件为起点，中美价值冲突日趋激烈。尽管不少开明人士寄希望于拜登政府改变特朗普任内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但拜登政府在香港、台湾、新疆等中国事务上掀起的风浪，显露出对华意识形态合围的强烈倾向；而拜登政府即将举行的、有意将中国等国排除在外的“全球民主峰会”，更加剧了两国的价值裂痕。

本文着眼于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理论分析，揭示出美国行为的深层根源。作者指出：拜登政府将“贸易”与“人权”紧密挂钩的做法，意味着中美竞争已不单单涉及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更涉及到两种人权理论、两种政治理念、两种全球秩序构想的竞争。而耐人寻味的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正是巧妙地将两种人权理论“体用结合”，建构了一个隐蔽的新型世界帝国。

那么，是哪两种人权理论呢？一种是基于英国全球商业贸易所诞生的第一代人权理论，其核心价值是自由，强调经济不受政治干涉，但结果却是使后发国家变成“附庸国”或“准殖民地”。美国借助这套人权理论推动全球经济扩张，最终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建构者。而基于法国大革命等建立的第二代人权理论，其核心是平等，意在反叛和颠覆一代人权理论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和发展不平等。美国借助第二代人权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推动殖民压迫下的民族和国家起来瓦解欧洲殖民帝国体系，而后又推行“门户开放”，迫使这些国家接纳美式全球商业贸易体系。这两种人权理论原本是相互矛盾的，但美国却通过第一代人权为体、第二代人权为用的路径，以一种“外人权”而“内帝国”的表里结构，建立了新型世界帝国。不过这种矛盾的存在，也是美国行为并不自洽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第二代人权理论的核心概念就从“革命权”转向“发展权”，即强调发展中国家拥有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发展本国经济的权利。不少人将第一代人权称为“个体人权”，将第二代人权称为“集体人权”。但无论是“革命权”还是“发展权”，第二代人权理论的基石在于人民主权，主权意味着政治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强调每个国家为了保持独立性，均拥有摧毁世界帝国体系的“革命权”，强调每个国家均有运用独立的智识判断选择经济发展道路、制度模式和文明价值观念的“发展权”。第一代人权理论必然产生“历史终结”理论，即人类只有一条现代化道路，那就是通向世界帝国体系，而第二代人权理论必然强调“多元现代性”理论，强调发展道路和文明的多样性，强调基于“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

可见，在美国建构的新型世界帝国中，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人权理论实现了完美的“体用”配合：一方面，美国始终高举“人权”大旗，挥舞“人权”大棒干涉其他国家，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并采取“人道主义干涉”，摧毁其他国家的主权；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全球市场体系将在前述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市场和劳动力纳入其世界帝国的分工体系。这种战略在后冷战时代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意味着美国失去了外部制约的力量，可以肆无忌惮地加快世界帝国建构进程。两种看似“矛盾”的人权理论，形成一种完美的“体用”结合，表面上宣扬第二代人权主张的共和主义和世界主义理想，骨子里则是第一代人权理论支撑的世界帝国建构，从而形成“外人权”而“内帝国”的内外表里结构，共同推动新型世界帝国的建构和全球扩张，这无疑构成了“美国行为的根源”。

遗憾的是，中国似乎尚未充分意识到从“人权”这一普遍价值出发，讲述原本精彩的“人权故事”的重要性，以至于在这场全球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争夺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作者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未能从全球视野理解贸易与人权之间的内在关联，未能理解人权理论的不同版本及其内在联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完全接受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的第一代人权理论叙事，忽略或遗忘了中国秉持的社会主义传统在第二代人权理论叙事中做出的世界性贡献。面对美国的挑战，我们首先就要理解美国如何利用贸易与人权之间的互动来构建世界帝国，从根本上理解“美国行为的根源”，如此才可能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传统的人权理论和人权叙事。